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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9-16 医疗改革的核心是“人不能为药打工”
童大焕
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，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，工学学士。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，视角独特、文笔犀利、高质高产。笔触涉及时政、财经、法律、教育诸领域，追求勇气、激情、理性的统一，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。著有《俯仰天地间》、《江湖上的中国》、《冰封的火焰》、《中国钥匙》等书。现为中国青年报《青年话题》编辑、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、搜狐星空财经评论专栏作家。偏居一隅，独自思想，山高水远，无类无帮。
日前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决定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《意见》着重强调了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，要求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，较大幅度提高参保率，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医保问题；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。坚持预防为主、以农村为重点、中西医并重，管办分开、医药分开、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“看病难”、“看病贵”问题。
医疗改革事关公民最重要的生命和健康安全，多年来一直是社会的热点，人们期待改革的步伐迈得大些更大些、改革的日程来得近些更近些；但另一方面，正因为人命关天事关重大，加上方方面面的利益牵扯，国家有关方面面对改革的态度也格外审慎，在过去两年多里，光委托各独立机构起草的改革方案就不下八九个，本次《意见》，想必就是这些方案结合、妥协的结果。毕竟，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妥协，而不仅仅是理想设计。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也是开门立法、公开立法、切实尊重公民表达与权利之举。
但是，不论怎样改革，不论改革过程中要进行多么艰难的利益博弈和妥协，改革必须坚决推进，不能久拖不决；改革的一个根本方向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，这就是“人本”，以人为本。“人本”不是一个空洞的大词。过去乃至当下，“看病难”、“看病贵”之所以成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“新三座大山”（教育、医疗、住房）之一，根本原因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，我认为就是整个医疗体系不是以人为本，而是以药为本。在此过程中，不论是患者，还是医生，乃至于制造企业，都是在为高昂的药费和医疗器械打工，而不是药品和医疗器械为人、为医疗服务。
这话说得有点绝对。但在医术医德不值钱、药品和器械值钱的以药养医机制下，的确如此。医生改行去卖药；药品招标不选对的只选贵的（国家规定医院加价不得超过20%，当然是进价越贵利润越高）；制药企业为了迎合医疗市场“只选贵的”利益诉求，新瓶装旧酒，以每个批号几百万元的代价将旧药“包装”成新药并且通过药监局的审批，之后，便是药价几十上百倍的往上翻。结果，创新能力不足的中国，却创下中外历史上令人惊骇的一年批上万种新药（含改剂型）的记录，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药品绝大多数都是“新药”，而以郑筱萸为局长的一批国家药监局官员，则因此翻身落马，郑筱萸本人更是被处以极刑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在这种“以药为本”的体制机制下，药品和医疗器械价格畸高所产生的“医疗费用”，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医疗系统，没有促进医术医德的提高和全社会医疗资源的增加，而是在医疗系统之外的腐败灰色地带“体外循环”掉了。
以人为本的医疗改革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：一是实现由国家投入主要用于医院到主要用于人、用于保障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转变，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均衡、平等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卫生体系，为公民解除健康保障的后顾之忧；二是实现从药品和医疗器械值钱到医生个人的劳动（医德医术）值钱的转变，通过有效的竞争和激励、约束机制，使医生个体的医术价值、经济价值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，而药品和医疗器械则回归到其“为治病服务”的本位上，而不是喧宾夺主甚至本末倒置地成为医院和医生创收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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